张波的博客

　

    印度国大党主席P•V•纳拉西姆哈•拉奥（P•V•Narasimha Rao）于1991年6月在第10届人民院选举中获胜，就任总理，成立政府，上台不久即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新政对印度的宏观经济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这次改革受到印度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次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发生于1990~91年度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就政治方面而言，1989年11月上台的V•P•辛格政府于1990年8月宣布了实施为低级种姓保留公职的《曼德尔报告》，这在印度北部各大城市引起高级种姓学生大规模骚乱，有63名学生在抗议的浪潮中自焚。^{［1］（53页）}1990年10月，印度人民党利用混乱局势以“为神服务”为口号，鼓动率领数十万印度教徒进入北方邦的阿约迪亚小镇，打算拆除一向有争议的伊斯兰教巴布尔清真寺，改建印度教罗摩庙。这在当地引起对抗与暴力冲突。辛格政府逮捕了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却因失去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的支持而倒台。接着上台的钱德拉·谢卡尔政府因其政党背景的虚弱也难以有什麽作为，很快成为看守内阁。就经济方面而言，印度历来比较脆弱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在1990~91年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1990~91年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政府部门总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印度外债1989-90年度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4%，1992年3月印度外债达710亿美元，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居发展中国家第三位。1990-91年度印度外贸逆差高达1064.4亿卢比，而1989-90年度需支付外债利息总额高达1700亿卢比。海湾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上涨及印度侨民的外汇汇款大幅度的减少，更使印度的国际收支雪上加霜。1991年6月份印度外汇储备最低降到10亿美元，仅够两个星期出口之用。在这次危机中的印度甚至动用了黄金储备，出售和抵押了46.71吨黄金。同时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90年度达到12%。

    在危机的压力下，拉奥和他的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Dr.Manmohan Singh）果断而谨慎地逐步推出一系列以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及一定数量的政治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政策。1991年7月24日曼莫汉·辛格向议会提出的1991-92年度预算报告中阐述了新的工业政策。内容包括：〈1〉鼓励发展私营经济。除与国防和战略有关的部门外，一律向私营企业开放。除汽车、食糖、香烟、彩电、录相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少量产品外，一律免除要求由政府批准的生产许可证。到1993年4月，印度基本取消了延续40多年的工业许可证制度。修改《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取消了80年代初改革时定下的受垄断法管束的大财团10亿资产值的规定。〈2〉整顿公营企业并实行部分私有化。在公营企业中实行“备忘录”制度，由企业与有关部门签订协议，扩大公营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减少政府部门的干预。部分盈利企业将向互助金、金融机构、职工和公众出售20%的股票，使国家回收部分资本和增强企业活力。亏损企业将交给“工业和金融重建局”确定扶持和关停并转。〈3〉鼓励外商投资。规定34个高度优先领域外商持股率可达51%。100%的出口企业外商可以独资。签定技术合作协定不必得到政府批准。成立“特别许可局”专门邀请大跨国公司对印度投资，以改变每年外商投资不足1亿美元的落后状况。

    2.外贸体制改革。1991年7~12月进行的贸易改革，废除了针对出口的成本性补贴，卢比对美元贬值22%，并减少进口许可制限制。1992年3~4月废除了所有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的许可证限制，实行双重汇率制，建立了外汇市场。1996年2月政府重新统一了汇率。中央银行经常干预以防止卢比贬值。1994年3月几乎全部资本帐户实现可兑换，到同年8月这一目标完全实现。最高关税从1990年的300%下降到1995年3月的50%。

    3.金融、税收改革。从1991年起开展了资本和货币自由化改革，实行了符合国际水平的谨慎的立法，并调节了对国内银行扩张实施的政府管制。政府降低了要求被投资到印度或政府债务工具上的储蓄银行的储蓄额，废除了私人部门进入银行系统的障碍，部分地放松存（规定上限）贷（规定下限）款利息。印度的税收改革一直追求将税收系统从一个有着高税率而税基窄的模式转到税率适中而税基宽的模式上来。1995年财政预算降低了对公司收入的税收，改营业税更接近于增值税。政府已经使MODVAT（增值税的一种变体）扩大到了包括制造业部门，以及第一次到一些服务部门。^[2]

    4.其他改革措施。印度独立后40多年国大党在农村政权建设方面没有什麽大的作为。对农村政权状况的全面考察和认真研究，是在1987年拉吉夫·甘地执政时开始的。1989年9月，拉·甘地将第64次宪法修正案（农村基层政权法案）提交议会讨论。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个法案以“贯彻分权原则”不够而被否决。拉奥就任总理后主持起草了新的农村基层政权法案，其基本内容与拉·甘地提出的法案相似，只是更强调各邦在基层政权建设中的作用。这一法案于1992年12月22日获议会通过。总统在征求了半数以上邦议会意见后批准此法（即第73次修宪令），自1993年4月20日正式实施。这个法案的基本内容包括增大基层管委会的权限；赋予邦级政权更大权利；有关基层政权建设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由中央下放到各邦；规定各级管委会中要按表列种姓（即贱民）和表列部落在管区总人口中的比例为他们保留席位，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赋予基层管委会以经济财政权；确立统一的县以下三极管委会体制，兼顾了城镇行政委员会的建设（第74号修宪令作了规定）。

    由于印度国内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的原因，印度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一般难以达到较大的规模。尤其经济政策的任何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各种强烈反应，有时甚至导致政府下台。与印度以往历届政府的政策相比较，拉奥政府的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我们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考察，发现拉奥改革之所以能于90年代初比较顺利地展开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第一，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是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就自由化的趋势来说，到1994年底，尽管对外国投资于某些行业和某种投资工具还存在着管制，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几乎都结束了对国际资本转移实行的汇兑制，即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因而，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就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确定的下一阶段主要目标之一也就是实现所有国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3]同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对IMF提供贷款所附加的条件比如要求实行私有化、取消对外资进入印度的限制、降低商品进口关税、向外商开放印度市场、推进自由化进程、降低卢比对外汇率等不能不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主义政策已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适选择。就私有化的趋势来说，这已是众多靠体制转轨促进经济成长的国家的必然政策选择。事实证明，计划体制下的公营经济只是在一国经济起飞初期起到有效的作用，在发育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活力的经济活动主体是私营经济成分。印度公营经济体制僵硬，管理不善，效益很低，长期亏损。直到80年代，从总体上讲才扭亏为盈，但盈利水平很低。世界银行认为印度的公营企业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该让位给更有活力的私营经济。就全球化的趋势来说，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跨国经济实体蓬勃发展，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各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着手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世界经济处于转轨的变革时期。

    第二，苏联模式的失败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及东盟、中国经济成长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对抗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最终被证明为失败。就经济方面而言，计划体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活动范围极大地缩小，各国均致力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努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政府则提出“精简，廉洁，高效”的要求。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长期实行尼赫鲁式的以苏联模式和中国经验为参考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诸如银行、基础工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及广泛的经济立法方面居积极主导的地位。80年代政府开始实行贸易、工业和金融的自由化政策，但印度的最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很轻微、很片面地被触及。另外80年代改革后“官僚系统的腐败贪污机率随着需要处理的与经济和工业扩展有关的法令、规章的成倍增加而进一步膨胀。有人指出在公务员中大面积蔓延的腐败已经引起对官僚们的正直与忠诚的怀疑态度。”^{[4]（43页）}拉奥的财长曼莫汉·辛格说：“随着东欧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人们确信是更新思想的时候了。”直到90年代，印度钢铁工业一个工厂雇佣的劳动力，是南朝鲜一个同等产量工厂的20倍；另一个极端是，印度的一个生产能力为5000公吨的丝绒厂，同样条件的一个南朝鲜厂家可有50万公吨的生产能力。这种比较对拉奥政府改革的勇气是一种刺激。自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就比较重视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进入90年代，印度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中国加速经济改革步伐的消息，给印度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决心加速经济改革以巨大的启示和推动，并为印度的经济改革找到某种根据和方向。

    第三，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印度通过外部因素的作用来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减小。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政治经济军事实体持久对抗，尼赫鲁执政时利用这一局面捞取种种政治经济利益，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埃及的纳赛尔一起发起不结盟运动，后来事实上从苏联得到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与战略上的支持。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格局解体，这造成一方面印度的战略地位下降，来自苏联的大量援助中断，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自身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冷战后俄罗斯与印度军火贸易中已经拒绝卢比而要求美元等硬通货币，直至90年代初苏制武器一直占印度进口武器的70%，印军现役装备一直以苏制武器为主，其维修保养也需要大量投入，这对印度构成一个不轻的负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90年代初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尽管到1992年第三个季度止，在七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英、加三国出现两个季度以上的衰退，似乎危机面并不广，然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降，有的还出现了负增长，特别是工业生产都出现过长短不一的持续下降期，到1993年，日、德、意、法四国没有摆脱危机的辐射，由危机前的低速增长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危机。^{[5]（283页）}印度对这些西方国家也难以抱什麽过高的希望。而且由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复苏缓慢，世界贸易增长不快，而印度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0.5%，进口自由化与出口回升无力的相互作用，造成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外债迅速增加。印度在独立后4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成功地利用了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是获得世界银行集团信贷最多和效益最好的国家。90年代，国际官方发展援助有收缩的趋势。印度从世界银行获得的优惠援助逐渐减少。另外由于以中国和非洲为主的竞争以及印度自身信贷能力的下降，印度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从1970年占其总额的10%以上，降至1980年的4%，进入90年代以后更降到约3%的水平。而且来自东欧和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也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只能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维持和促进经济成长。

    第四，拉奥以前各届政府已经造成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尼赫鲁政府于1951年颁布工业法即工业许可证制度，该法案规定企业兴建和扩建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目的是使投资符合经济发展需要。1956年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颁布工业政策决议，该决议把所有工业部门分成三类。第一类工业完全由政府负责生产和经营，私营企业只有经政府许可才能兴建和扩建；但限于满足自身需要或作为副产品。第二类工业将逐步归国家所有，但同时允许私营参加，或完全私营。第三类完全向私营企业开放。1956年之后，各届政府分别于1970年、1973年、1977年、1980年、1985年又颁布了若干工业政策决议进行调整，特别是80年代的改革趋向放松对私营企业和外资的限制。英迪拉·甘地第一次执政期间（1966~1977年初），继承和发展了尼赫鲁的战略，进一步强化公营经济。1969年将14家大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并颁布了《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对垄断资本加以限制，70年代初将石油、煤炭、普通保险和1/3的纺织厂收归国有。国营企业还进入汽车制造和旅馆业，并在粮食、糖、食油和化肥等批发贸易中占主导地位。1974年颁布的《外汇管理法》，规定外商必须与印商合营，外商持股率一般不得超过40%。1980年英·甘地第二次执政后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和支持下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英·甘地政府放松了对私营部门的限制。一是提高部分大财团的资产限额标准，将其从2亿卢比提高到5亿卢比；二是允许私营经济扩大经营范围；三是允许私营部门扩大生产能力，或每年扩大5%，或5年内一次扩大25%；四是允许私营部门到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英·甘地政府还加强了对公营企业的整顿并调整了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台以后，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拉·甘地政府进一步放宽对私营经济和外资的限制，向他们开放了炼铝、石油、电力、煤炭、计算机、旅馆等30个部门。垄断企业须经政府批准的27种有22种改为一般许可证，并把构成垄断企业的资产限额由5亿卢比提高到10亿卢比。与此同时，开始强调提高国营企业效益，实行企业与政府的“谅解备忘录”，扩大企业自主权，对病态企业实行惩罚条款。拉·甘地政府特别重视发展高科技尤其是计算机，1984年实行了计算机产业政策和电讯产业政策。第二年又推出一项称为“电子产业统一对策”的战略，政府决定从1985年起，在5年中投资250亿美元来发展电子产业。拉·甘地因其对计算机产业的格外重视而被称为“计算机总理”。几十年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这一系列发展变化已使国民接受更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拉奥对拉·甘地的政策有诸多继承，但其迈出的步子更大，正如有学者所论断的：“只有拉奥政府使经济改革由量变到质变。”

    第五，80、90年代印度的现实决定了经济问题的解决成为该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为迫切的要求。进入80、90年代，印度社会政治发展渐渐走出尼赫鲁式的威权时期，多党制衡、民众参政的局面开始形成；政府退出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其社会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尼赫鲁家族在国大党中的统治地位因拉吉夫·甘地1991年被泰米尔猛虎组织杀手刺杀而终结，国大党本身也由于贪污腐败以及历届领导人尤其是英·甘地的许多政策失误而导致在民众中威信的下降。印度独立时继承英印政府的民主政府有利于新兴政党的崛起，印度“政治体系允许其他的主要代表种族、地区和宗教利益的政党的运作”。^{[4]（117页.）}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民党（BJP）等逐步成长壮大，一改印度国内政治版图。其政治操作更接近英美国家，威权主义的色彩减退。80、90年代印度国内社会政治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和扩大化。首先是因为整个国际局势趋向缓和，政治家通过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导向外部以缓解国内社会问题的代价太大。其次是尼赫鲁一代具有世界主义眼光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政治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新一代政治家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民族、种姓、宗教对立捞取政治资本，成为狭隘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人。^{[6]（162页）}例如“教派主义倾向明显”的印度人民党继承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戈尔瓦卡尔的学说，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企图“恢复罗摩盛世”。印度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也具有非教派主义的内容，到80年代后半期，印度中产阶级在绿色革命和早期经济自由化政策中受益，力量日益壮大，从而增强了主要代表城镇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印度人民党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国际上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刺激了印度教教派情绪，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日趋活跃。印度人民党利用上述两个有利客观条件，将其教派和睦的口号抛在一边，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占人口总数的80%的印度教徒上面。^[7]再次，正如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中所说的：“当代世界中，只有最贫和最富的国家趋于稳定。经济现代化进展中的国家，因为经济成长本身引起新的期待和要求，所以在政治上最不稳定。”^{[8]（204页）}布热津斯基针对亚洲地区指出：“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更加活跃的原因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9]（204.205页）}印度80、90年代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经济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趋于不稳定。最后，80、90年代印度政治的威权主义色彩减退、民主化程度提高，其原因正如李光耀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的亚洲记者吉姆·罗沃采访是所说的一段话所指明的：“我想说，当你处于农业社会时，民主是无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不过，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的工业进步水平，你就有了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城市人口，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到那时，你必须有参与，因为这些人是受过教育的、理性的人。如果你继续维持一种威权主义制度，你将陷入各种僵局。你一定要设计某种代议制。”^{[10]（348.349页）}印度政治的威权主义色彩很浓，但其本质上仍是民主政体，其政治体制转轨要比中国更顺利一些。但民主政体往往在处理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冲突方面显得无能。福山说：“要解决不同民族间的纠纷，民主没有太大益处。民族主权问题本来就不允许任何妥协。……美国的种族集团没有一个拘泥于历史的共同体，所以不会生活在传统的土地上，或讲说自己的母语，而沉埋在过去国籍的回忆中。”^{[8]（142.143页）}而素有“世界民族博物馆”与“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印度是一个传统文化延续程度较高的国家，民族、种姓、语言、宗教问题错综复杂，而且这些问题在现代印度进一步复杂化，比如出现“阶级-种姓现象”（claste phenomenon）。^{[11]（128页）}独立后国大党政府推行的“世俗主义”政策也是不彻底的。有学者指出，英文secularism（世俗主义）的标准涵义是“政教分离”，而在印度，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是交叉的，而且印度社会在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宗教力量增长得越来越强大，另一个是世俗主义者的力量减弱而且不再能引导政治和道德行为。^[12]因此印度社会就不能与西方社会相提并论。尼克松认为印度的民主政体“就象一条狗靠后脚行走一样。尽管很别扭，但使你惊奇的是它毕竟在走。”为了使政治组织足够柔软以适应印度社会的异常多样性，印度不得不发展民主，但在国内种姓、民族、宗教、语言矛盾复杂化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只能将国民的注意力向另外的方面引导，印度政府只能选择以经济成长来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民族和睦。拉吉夫·甘地执政时虽然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社会的贫穷、民族矛盾等弊病，但他屈服于来自印度教教派组织和国大党内部的印度教势力的压力，错误地打开了早就被封起来的阿约迪亚巴布尔清真寺这个长期有争议的圣地之锁，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为后来不断困扰印度政府的宗教冲突问题埋下了祸根。V·P·辛格政府力图在社会改革方面有所作为，树立自身“平民政府”和“世俗主义政治”的形象，上台不久便决定实施“曼德尔计划”，结果在国内引起一片混乱。拉奥吸取了前任的教训，认识到维持和促进经济成长是解决印度国内种种问题的唯一出路。拉奥上台后以经济改革为工作重心，在社会问题上保持低调，他上台不久通过了一项《崇拜地法》，在处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对阿约迪亚圣地的争夺问题上采取调和态度。1992年12月6日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率领数十万印度教徒拆毁阿约迪亚的巴布尔清真寺，在全国引起大规模流血冲突，拉奥例行公事地把阿德瓦尼等人送入监狱，但并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拉奥在社会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牢牢抓住经济改革是明智之举，这也是他能在当时政府更迭频繁的时局中闯过三次不信任投票、经历三次国大党的分裂而完满终其任期的一个原因。

    以上五大原因使印度经济改革在90年代初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成为必然，而拉奥及他领导的各级官员以稳健务实的作风、灵活的政治手段将这一改革过程引向成功。我们不妨通过一组印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来对拉奥的成就建立一个量的印象。1990~91年度印度GNP总量为23646.6亿卢比，1996~97年度增至32114.0亿卢比；人均GNP1990~91年度为2818卢比，1996~97年度增至3431卢比；GDP总量1990~91年度为21225.3亿卢比，1996~97年度达到29293.3亿卢比；农业生产指数（1981~82=100）1990~91年度为148.4，1996~97年度达到175.4；工业生产指数（1980~81=100）1990~91年度为212.6，1996~97年度达到303.9；外汇储备1990~91年度为58.34亿美元，1996~97年度为264.0亿美元。^{[13]（567-571页）}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稳定，80年代以前一直保持3.5%的中低速度，80年代则以5.5%的速度稳步增长。拉奥政府把增长率从1992年的2%恢复到1994年的6.3%，此后的两年更达到7%以上。有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提速阶段。^[14]拉奥执政后期，私人储蓄和投资率上升到历史平均水平以上，通货膨胀适度，财政赤字有所改善，国际收支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政府赎回了抵押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拉奥执政后期，印度外贸出口额从222.38亿美元增至317.97亿美元，增幅42.98%。改革前的80年代，外国私人在印度投资年均不足1亿美元，改革后的1996年经印度批准的外国投资已达103.2亿美元，增加了100多倍。拉奥政府曾宣布要使印度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拉奥执政期间印度已把握到第五的位置。因为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印度科技已名列前茅。印度在原子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大型计算机研制、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勘探与开发等高科技和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印度已能够自行研制卫星及其发射系统，是世界第七大空间国。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出口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0%。^[15]印度在全球软件技术中的领先地位已非常明显，61%的软件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此外还有23%出口到欧洲。班加罗尔被称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甚至被认为具备了向美国硅谷挑战的实力。国外有人预测，因为信息技术的优势印度经济可以建成加利福尼亚式的服务经济，而无需先经过克利夫兰式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普遍认为，信息产业将成为21世纪推动印度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的“火车头”。有学者预计信息产品的大量出口可以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果真如此，印度就可以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主要依赖制造业的出口，而印度可能成为第一个依赖信息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16]如果考虑到全球软件需求量已达3000亿美元/年，其增长趋势还在迅速扩大，而印度信息产业虽然13年实现了400倍的增长，但目前出口仍仅占全球需求量的1%，这说明国际软件市场大有开拓的空间，也说明印度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印度经济学家S·巴拉说：“80年代是亚洲小老虎的10年，90年代是中国的10年，而信息技术革命将使新千年的头10年成为印度的10年。”1997年比尔·盖茨访问印度时预言印度将成为21世纪的超级软件大国。后来的印度人也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1998年3月瓦杰帕伊第二次就任总理后在其施政纲领中称要“使印度在十年内成为一个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并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拉奥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又成为后来继续发展的雄厚基础。

    拉奥也不是一帆风顺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拉奥自己说：“如果我说治理经济将是简单而顺利的，那是虚伪的，改革要求每个人做出牺牲。”政府取消化肥补贴的计划遭到议会和大农场主的反对而搁浅。国营企业部分私有化的进展缓慢，政府不得不一直避免会导致失业增加的任何措施。各反对党出于政治需要指责国大党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认为国大党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走狗”。同时还批评国大党政府的私有化计划是“反人民”的计划。工会组织看到各企业实行自主权，担心工人失业会进一步增加，因而反对改革，多次举行游行罢工运动。在1991年12月，就曾发生过150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部分原来受高关税保护的私营企业主认为这种保护被取消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而对经济改革持反对态度。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内部的官僚阶层看到经济改革会堵塞他们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发财之路，因而也明里暗里反对改革。在这些客观的困难与拉奥政府本身工作中的不足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改革的势头到1994年逐渐减弱。客观地讲，拉奥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财政赤字和外汇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显脆弱；进出口增长缓慢；推行私有制改造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到1995年失业人数已达6500万左右；被动地满足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也使得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主权受损等等。^{[13]（79页）}与拉奥的成就一样，这些不足也影响到后来历史的发展。

    拉奥之后的高达政府、古杰拉尔政府及瓦杰帕伊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了拉奥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且向前迈出更大的步伐。拉奥从他的这种政策中取得的最直接的成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他的继任者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取得这种成就。但国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分析表明，实行稳定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社会富人阶层获利最大，穷人阶层则获利最小，深受其害。埃萨格尔指出：“稳定政策中调整的主要负担往往落在广大的工人和低收入阶层头上。”南斯·泰勒指出：“稳定政策中不利于工人和穷人的收入分配随处可见。”鲍尔·斯瑞丹也指出：“有组织部门（包括公营企业）的工薪阶层一般不是最贫困的，但也难逃厄运。”^[17]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自英国统治的开始算起，贫富差距在印度一直比较悬殊，而且财富的集中过程一直在持续。印度目前仍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印度延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文化中心内容之一，虽然在独立后的宪法中原则上被废除，事实上却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并衍生出3000多个次种姓。近现代印度“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性的而非结构性的。”^{[18]（42页）}直至目前，仍有印度人认为：“这看起来差不多是正确的，即承认种姓体系使印度在从前而且在以后免于被外来势力控制。”^[19]这种身份制度是印度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障碍之一。但印度的政治状况决定了没有一个政党有力量对这个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造，拉奥政府的改革也只是使部分人直接受益。在印度1981~92年的收入分布中，占家庭总数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21.3%；占家庭总数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占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者收入的4.7倍。1992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在城市占38%，在农村占49%。缺乏营养的5岁以下儿童1992年有6934.5万人，占同龄儿童人数的63%，1995年15岁以上的成人文盲有2.72亿人，占15~64岁人口的51.5%。在印度的农村，23%的人拥有土地71%，而大量的小农，仅拥有剩下的29%的土地。每年大约有200万人加入到无地者的行列。^{[20]（339页）}印度还有3300多万寡妇受到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公正待遇。^{[21]（19页）}有学者认为印度“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问题。分配不公形成的贫富差距，是社会方面的重要问题。拉奥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保留了一些计划手段以维持社会公正，但其政策总的特征是经济效率优先。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却也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尼赫鲁执政时致力于社会主义宣传，设想要在印度建立一个把西方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型国家——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1950年印度共和国宪法就规定了福利国家的明确目标。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却使这种普遍福利的构想成为泡影并出现相反的趋势。在绿色革命和经济改革中直接受益的“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给予统治精英战略上的支持，通过承认其体系的合法性。其余的人口包括下层阶级，他们约占总人口的4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51页）}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解，现代国家与国民之间是一种如卢梭所说的“契约”关系，当国家不能履行其最初与国民签订的契约时，其合法性地位及对国民支持的要求便理应受到怀疑。美国学者认为：“印度体制的建立者打算通过经济计划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尽管工农业有所发展，印度的精英却没有改变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印度的民主政体的基础就这样被削弱了，因为他们的成功不光取决于取得经济和技术自立的体制上的能力，而且取决于对缩小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与广大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所付出的努力。”^{[4]（115页）}国大党部分因为这一点而衰落了。另外由于改革使中央权力有所萎缩，地方和私人实力增强，印度的国家能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社会不公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体制性问题，印度在其体制性调整进入巩固期之后最终要面对这类非体制性问题，非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却正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被广泛承认的威权实体。拉奥的农村基层政权法案以及印度延续50多年的民主体制原则上使参与国家权力游戏的主体更加普遍化和多元化，再加上全球化的发展及国际互动的增强，拉奥之后的印度历史发展无疑进入了更复杂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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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ttp://indiaculture.net/talk/messages/128/1622.html?981587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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